互联网领域的身份至少有三个层次：身份（Identity）、身份验证（Authentication）和授权（Authorization）。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关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的研究报告》，载《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页。司法行政部门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重组之后，复议职能进入新成立的司法行政部门，[31]将复议机构直接设在复议机关之下，能够解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由政府内设工作机构转变为部门内设机构之后复议体制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1）能够解决复议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

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缘于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而非复议机关基于监督而启动。目前，学界与实务部门对将复议权由部门集中至一级政府统一行使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行政复议机构如何设置这一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行政复议程序空转不仅不能化解原行政争议，还会在原争议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行政争议。方宜圣、陈枭窈：《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义乌模式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85页以下。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适用依据错误的，可以适用变更决定。有必要结合该命题的提出背景，对其内涵进行充分的阐释和挖掘。备案审查的问题在于，相关程序、审查内容以及效力都还不够明确。

首先，合宪性审查可以将通过政治民主过程作出的政治决定，通过合宪性确认的方式转换为法律决定，将政治意志贯彻到法律体系当中，从而服务于人民民主。具体而言，既要求权力覆盖范围广泛且组织规模庞大，又要求权力的执行力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统一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原因在于，以处于治权维度的国家机构为基础构成的科层制，只有建立起适当的分工，才能构建起专业化的科层体制，并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19] 参见前引[18]，周雪光文，第105页以下。（二）法律系统中的合宪性审查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处于政治系统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合宪性审查出现于法律系统中。

现代民主社会中，为应对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政、治、民三者应当有所界分，并各自承担不可替代的功能，形成一种分化、依存和制约的结构。并且，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进行审查，才有可能避免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表决通过某部法律，马上又要启动对该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这一矛盾现象的出现。（三）民主集中制下的议行关系 新的社会情势下，政、治、民三重结构的关系变化需要在国家权力配置方面获得体现，具体反映到宪法所规定的议行双层结构中。改革开放后，经过一系列的宪法修改，八二宪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私二元的宪法结构。

要深刻理解这种变迁及其内在机理，有必要引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参见上引张翔文，第281页以下。人民也时常伴随政治运动直接出场，民众不是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去影响政，而是与政相混同。另外，为应对复杂的专业事务，专业化、常规化的科层体制，即治的系统开始独立。

三是在采用激进手段时无需经过社会同意，社会也无法制约（参见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第81页）。可以说，八二宪法以来国家权力运行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迁具有紧密关联，需要从这三者关系的视角透视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

处于法律系统中的合宪性审查，需要适度隔离来自政治的直接影响，严格按照法律系统的标准运行。[55] 参见王建学：《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因此，作为厘清国家机构分工维度的功能适当原则只能停留在这个层面。[56]实际上，我国也有必要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的联动机制和二元双轨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合宪性审查的筛选权和决定权，审查权则仍然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在这个维度中，国家机关相互之间要形成分工、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即立法、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的分工与制约。虽然政党意志的形成属于政党内部事务，宪法仍然为之设定了秩序框架，政党意志的形成不能逾越宪法秩序，运动型治理模式因而受到限制。总之，八二宪法建立起的议行结构，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社会学上政治系统的内在分化相吻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结构的根本改变。

这两个原则要求：（1）国家机关要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此外，第96条、第97条所规定的改变与撤销的权限以及受理机关与第99条所规定的审查权限和受理机关，并不统一。

并且，备案机制难以通过公开透明的说理方式运行，只能在内部政治过程中解决，因此乔晓阳曾将备案审查形象地比作鸭子凫水。合宪性审查制度应以维系议行关系的平衡为功能定向，围绕效率与约束的双重目标，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发挥双重功能。

这也意味着，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可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规范基础，但需将审查对象扩展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随着经济系统的分出，为适应由此产生的经济治理的需要，以及进一步产生的多元社会治理的需要，政治系统也随之调整，运动式治理逐渐让位于日常的行政治理体制。

[7]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8]从其语词结构、制度源起以及设立目的看，民主集中制想要实现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9]民主集中制有其自身相对固定的内涵。对于法律合宪性审查的讨论，可从对法律草案的审查和对已通过的法律的审查两方面进行。[10]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载前引[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83页。

[26]其次，八二宪法的权力运行机制属于技术化的权力分工和制约，这一维度主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监察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界定。[27] 近期国内掀起了新一轮有关国家权力配置的讨论热潮，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目前的国家权力配置是否已经走出了议行合一的框架，而需以功能适当加以概括。

二是国家的基础权力严重滞后，致使国家无法通过制度化、常规化和专业化途径实现社会改造目标。再次，在议行二元结构中，后者也能够对前者产生影响。

物权法所设定的财产平等保护原则是否与政党意志以及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吻合，一度成为学者争议的焦点。比如，通过人事关联、党委在政府机构中的设置、党政合署办公等机制安排，将党的决定转换为国家意志，为治权结构的运作设定前提。

在这一维度中，合宪性审查对人民民主的服务与确认，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其一，保障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参与权。有权做出改变与撤销决定的主体是分散的、多元多轨的，而被动审查的机构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其实就是既保障民主、又保证集中。民主是为了形成正确的意见，集中则是为了在民主决策的框架下更好地执行并塑造更加强有力的政府，但这种强大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在科层制中，当治的结构遇到重大问题，又需受到政治过程设定的政治方向的制约。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

广义的治包括立法、行政等国家权力活动，它能够专业化地应对社会复杂情势。[55]这种二元双轨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目的在于突破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属性，尝试与司法渠道建立沟通，形成宪法审查机构司法权化的趋势。

[22] W. Hoffmann-Riem/E. Schmidt-A?mann/A. Vo?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S.97. [2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页。否则，无论是效率还是正确性，都难以找到界定标准。